作者： 繁花星球/Sugi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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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20660
本文关键词：现代；单cp；
我们无法肯定发出声音就能拯救生命，但却深知：保持沉默一定可以杀人。
——罗宾斯基医生，无国界医生国际议会主席
>>基尔库克哀歌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12年的6月20日，距离美军全面撤出伊拉克已经过去了六个月又两天。
然而，对于伊拉克人民而言，梦魇似乎从未结束。炮火可以在瞬时摧毁当地的社会秩序与基础建设，撤军的宣言却无法在一夜间挽回这一地的破碎。长达八年的战乱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昔日繁荣富裕的城市街头，如今已俱是一片凋敝萧瑟的景象。
张佳乐在当地的向导是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这位向导有着极高的个头和被伊拉克东北部的日光晒得黝黑的皮肤，“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天他们正走在基尔库克的闹市区街头，因为张佳乐受邀去拍一组有关战后伊拉克的照片。经过这座石油重镇的商业中心时，向导对他说道：“美国人来之前，我们提心吊胆地过着噩梦一样的日子。但美国人来之后，我们连日子都没得过了。”
“他们毁了一切。”阿拉伯小伙说。
张佳乐绕着破败的商场大门转了两步，试图找出一个最佳的拍摄角度。听到这个总结，他还扭头问了一句：“谁毁了这些？”
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战争。”他说，“战争毁了我们。”
出于职业的本能敏感，张佳乐在心里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地捉摸了一会儿。这位当地向导既没有提名萨达姆·侯赛因，也没有说是美国人。显然，在战争结束后的今天，对于这两者，当地人的心情依然十分复杂。他暗自在心里记了一笔，寻思着以后要再深入地和当地人谈一谈这个问题。
“你也许可以到街对面去拍。”向导看着他来来回回地移动，有些不耐烦地耸了耸肩，“然后我可以给你展示其他地方。”
6月的基尔库克有着日均39.8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像是空中的火球一般炙烤着他们裸露在外的皮肤。张佳乐的衬衫早就湿透了，干了又湿的背上有大片大片析附出来的白色晶体。
“很快，”来自中国的年轻记者蹲下了身，再一次地摁下快门：“很快就好。”
那位向导用阿拉伯语嘟哝了两句，转身去街对面的小商店买可乐。
“我在街对面等你。”他说。
青天白日下，爆炸就发生在那转瞬之间。
张佳乐只听到了一声鸣雷般的巨响，炸弹引爆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就已将他整个人都掀翻在地。他几乎是本能地伸手护住了相机，因此只能任由自己的胳膊和身体像一口袋被扔出高速行驶车厢的面粉似的重重砸在了地上。
“我艹……”
鲜明而不可忽视的疼痛让张佳乐无法自制地用母语爆出了两句脏话。他一边努力地从地上爬起来，一边试图甩掉劫后余生的心悸与遭遇袭击的惊恐。“哈桑！”在尚未散去的烟雾与慌张哭叫的人声里，他大声地用阿拉伯语喊着向导的名字，“嘿，你能听见我吗？！哈桑？！”
浓烟升起的方向距离他们尚有二十多米，张佳乐焦急地寻找不知所踪的向导的同时，也没忘记向火势熊熊的方向连续抓拍了几张照片。
好吧，汽车炸弹。他心底滑过一个麻木又尖锐的小声音，又一个。
闻声赶来的警察已经开始疏散和驱赶现场的人群。“离开，离开这儿！”他们见着张佳乐是个亚洲记者，便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他大声呼喝：“前面很危险！
长达六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令张佳乐清楚地明白，汽车炸弹带来的超高温常有引爆其他车辆油箱的危险——但他并不能就此离开。
“我的向导还在里面，”他连比带划地用阿拉伯语向警察解释，“他可能受了伤！爆炸发生前我看见他朝这个方向在走过去的！”
可能的确如张佳乐的同学们所言，他长了一张讨人喜欢的脸。警察看了看他和他手中的相机，“十分钟，”那个上了年纪的女警察说，“真主保佑你。”
而张佳乐根本就没用到十分钟。没走出多远，他就看到自己的向导被爆炸的冲击波甩到了另一辆被掀翻的车的下面。那位阿拉伯小伙伤得很重，张佳乐只能通过那勉强还在起伏的胸膛来判断这位临时同事的死活。他站起身来大声呼救，像挥舞一面旗帜似的拼命挥着自己的双手，好让正在检点伤员的医护人员发现他们。
半个小时后，他们和现场的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到了当地的医院。
“我听见爆炸的声音。”无数次的重复让张佳乐感到精疲力竭，“我没有看见可疑的人物。是的我是记者。我没有采访任何人。我当时在拍爆炸点斜对面的建筑。不，没有。”
警察与驻基尔库克的伊拉克政府情报人员流水般地在他眼前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正在挨个儿盘问事发现场的所有目击证人。而这只让张佳乐觉得非常非常地疲惫——他一路上都紧绷着的神经在听到医生宣布自己的向导生命无虞后终于松懈了下来，此刻只想找个地方倒头就睡。
“他需要治疗和休息，而不是喋喋不休的盘问。”一位有着典型亚洲人外貌的医生推着推车走过来，这人英语流利，语气却并不十分和善：“如果你们允许，我可以给我的病人进行治疗了吗？”
张佳乐直觉地认为这个“病人”并不是在指代自己，于是非常自觉主动地往旁边让了让，好给医生腾出空地儿来——基尔库克的医疗系统早已瘫痪，城里唯一一家医院的床位严重短缺，没缺胳膊少腿的基本上都只能在治疗室或者病房走廊里凑合凑合。
没想到这位医师笑了两声，伸手掰开了他正抱着相机的胳膊：“你都没感觉到疼？”
张佳乐低头，发现自己的左手手臂外侧竟已是一片血肉模糊。他愣了一会儿，这才想起来，被震倒在地的时候，自己用胳膊护着相机挡了一下。
他讪讪地伸出了左胳膊，但右手依然牢牢地抱着相机，像是一个捍卫的姿势：“刚才太紧张了，我没注意。”
医生检查了一下，确认没有玻璃碴或是其他碎片残留在伤口内，就开始做创面的清理。双氧水碰到创面还没一秒钟，就听这人长长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卧槽疼！！”
这句脱口而出中文让医生的动作停了一下：“你是中国人？”
依然在擦拭创面的双氧水棉球疼得张佳乐像是一条搁浅在岸上的鱼。他整个人都精彩地皱在一起，像是一朵脱了水的干花（配上他那身被血染红的白衬衫就更像了）。他一边拼命往肺里吸气，一边潦草地点了点头。
“哦，”医生换了一只棉球，毫不犹豫地再次摁了上去：“我也是。”
等张佳乐终于疼得缓过了劲儿来，他胳膊上的上药和包扎已经完成了。“每天换一次药，”医生唰唰唰地在纸上写了一串张佳乐根本没看懂的字符：“不要沾水，也不要把伤口暴露在不干净的环境里，结痂了不要撕，痒也不要揉。”
医生的白色马甲胸口上印着一个红色的涂鸦logo，黑色的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无国界医生）字样清晰易辨。而在无国界医生标志性的白色马甲里面，这哥们儿穿了件军绿色的T恤，略有些嫌紧的袖口里露出了线条分明的上臂肌肉，右手手腕上还有一道浅色的长条状疤痕。光凭外表来看，他仿佛更像是一名战士，而不是医生。
“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清楚的，现在可以离开了。”他把写了字的处方笺扔给张佳乐，似笑非笑地又补充了一句：“顺便一提，既然在救护车上就已经把内存卡换掉了就别把相机再抱得那么紧，演过头也同样会引人怀疑。”
这句话他用的是中文。
显然没料到自己的掉包计已经被人识破的张佳乐感到了一点点的尴尬。但还是立刻面不改色地把相机塞进了自己的背包：“谢谢。”
而那位医师只是摆了摆手，又匆匆忙忙地走向了下一个伤员。
“路上小心。”
在医院走廊此起彼伏的呻吟与哭泣声中，医生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那天的基尔库克汽车炸弹事件共导致了70人死亡，180余人受伤。
张佳乐临时拍下的照片被美联社买去。那是为数不多的现场记录之一。
可即使如此，大多数人——包括张佳乐自己在内，都依然相信，战争是真的已经步入了清理与重建的尾声。
>>荒瘠与凋零
然而战争远未结束。
孙哲平心想。
一个小时前，他刚在巴格达的街头对一名十三岁的男孩子实施了急救。这孩子在战争里成为了孤儿，还没进入青春期就已经跟着街头巷尾的流浪儿童们一起学会了吸食强力胶——一种便宜到几乎不需要花钱的毒品。
这些孩子把垃圾桶或者其他地方捡来的强力胶放进废弃塑料袋，然后把塑料袋的袋口盖在嘴和鼻子上，大力吸食强力胶挥发出的有机溶剂的气味，以此来获取飘飘欲仙般的快感。他们成群结队地坐在街头，人手捧着一个塑料袋，埋着头在那儿大吸特吸。如果不是孙哲平路过，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自己的同伴已经陷入了昏迷。
那个男孩因为幻觉作用下未能及时拿掉脸上的塑料袋而窒息。孙哲平看见他的时候，透明塑料袋还紧紧地贴在他的脸上。出于急诊医生的职业本能，孙哲平立刻意识到这孩子有窒息的可能——果然，塑料袋下面，那男孩吐着白沫的嘴唇已经泛出了绀紫色。
然而路边的小商贩却并不以为然。
“你为什么要救他呢？”那个少了条腿的中年男人坐在他破旧的小板凳上，磕磕绊绊的英语里直白地传达出了冷漠的语意：“反正他活着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区别。”
孙哲平没说话，拿出了一张25000第纳尔的纸钞，向他购买一瓶矿泉水和一份最新的巴格达城区地图。
中年男人用不太灵活的手清点着找零，一边露出了看到腐烂猪肉般嫌恶的表情，“我邻居的女儿就是被他们给强暴的。”他挥了挥手，做出赶苍蝇般的动作：“也许不是这一群，但这一群和那一群没有什么区别。反正迟早都会一样的坏。他们为什么不和他们短命的父母一起死掉？那也许还会好些！”
“我救他是因为我是医生。”
孙哲平收起零钱，语气平淡地回答道。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设立在巴格达的曼苏尔酒店内，孙哲平去换领新护照，在酒店大堂迎面遇见隔壁电梯里下来的那个小记者。
比起第一次见面，这人的头发又长了许多，而主人显然没什么闲情逸致经常去搭理它们，有些褪色的酒红色头发非常随便地脑后扎成了松散一束。孙哲平觉得对方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模样，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实习生。
“首先，我已经27岁了，”张佳乐翻了个白眼，“其次，我不是实习生。”
为了庆祝他乡遇故知（姑且就算他们是故知吧，既然张佳乐这么认为），孙哲平提议去喝一杯。而这一开喝——可能是太久没说母语的缘故——两人就从姓甚名谁到祖籍出身都统统抖落了个一清二楚。
“所以你是新华社的记者？”曼苏尔酒店内除了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还有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张佳乐既然是从曼苏尔酒店出来，无外乎就是新华社和大使馆两种可能。
张佳乐刚喝进去的威士忌还没咽下，闻言不禁呛笑出声，“多谢抬举。”他从杯子里抬起眼睛，琥珀色的瞳孔仿佛流动金色辉光的麦芽酒液，“我偶尔会受雇于新华社，但大多数情况下我是自由撰稿人。”
“我读新闻系的时候就想做战地记者。但毕业之后所有人都跟我说，你没有经验我们不能让你这样或者那样，”张佳乐晃了晃手里的杯子，冰块在玻璃杯壁上撞出清而脆的声响。“于是我自己办了签证过来了。”
“所有同学都说我疯了，”孙哲平看着张佳乐在吧台灯光下的侧脸，他的五官一般溶在阴影里，一半被被镀上了一层绒绒的光晕。“但我觉得这很值得。”
他说，“对于我而言，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所以值得拼尽全力去做。”
孙哲平点了点头，“你同学说得没错，你确实很疯。”
“……”张佳乐扭头打量这位在夹克外套上还印着MSF标志的兄台，啧了一声，“你有立场说我吗，深入交战区的无国界医生同志？”
“彼此彼此。”孙哲平随意地用自己的杯子碰了一下张佳乐的，“向理想主义致敬。”
张佳乐这次是真的大声笑了出来。
“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他严肃地举杯。
乌托邦小聚会并没能持续很久。时断时续的手机信号在回魂之后，一口气吐出了好几条短信和微信。
“巴格达一日之内发生十起爆炸”“城区主干道封锁”“尊敬的乘客，我们遗憾地通知您……”“在今天的八起汽车爆炸和两起路边爆炸事故中，一共有……”“袭击多发生在什叶派聚集地，警方呼吁……”
道路封锁，航班取消。张佳乐和孙哲平各自的回程计划都纷纷被打乱。
作为自由记者，早一天还是晚一天回到摩苏尔，对张佳乐而言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孙哲平则刚好是在每月一次的轮休期间，也并不着急赶回基尔库克。
然而眼下的伊拉克显然并非消遣度假的首选。13年的11月20日正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节日“阿舒拉节”的最后一天，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都聚集在巴格达城内，各家酒店早已是人满为患。空房颇有富余的几家又都坐落在对进出人员进行严格把控的国际绿区内，没有通关证件根本无法进入。
“现在去住酒店？”
张佳乐看了眼正在孙哲平正在搜索酒店的手机，忍不住清了清嗓子以唤起这位同行人的注意力：“今天是什叶派阿舒拉节的最后一天，巴格达城里有大量的什叶集会，而逊尼极端分子在什叶聚集区发动疯狂袭击。”他一边说，一边飞快地在手机触摸屏上发出了一串信息，扭头用“拜托，稍微动动脑子？”的表情看着孙哲平：“你确定要去住也许会成为下一个袭击目标的酒店？”
“我是医生，不是中东问题专家。”孙哲平挑眉，他英俊的面孔上流露着无所畏惧的漫不经心，似乎并不认为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至少他还是关掉了手机上的APP：“那你说怎么办？”
“你得庆幸今天遇到了我，”张佳乐背上自己的背包，胸有成竹地抬了抬下巴：“跟我来。”
孙哲平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正看见张佳乐盘腿坐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书桌前。这是张佳乐在巴格达的线人提供的临时住处，一间位于人口不太密集、宗教聚居倾向也不十分明显的居民区的公寓。
除了卧室外，这所公寓只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和一间盥洗室。以张佳乐从虚掩的邮箱里掏钥匙的熟练度来看，这大概就是他停留在巴格达时常住的地方了。客厅里只有两把椅子，没有沙发，他们今晚注定要分享同一张床铺。
而这公寓的临时主人看起来并不十分介意，无论是落满了灰尘的客厅、热水断断续续的浴室还是要与人分享卧榻之地的境况，多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似乎已经磨平了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他盘腿坐在椅子上的姿势像是回到了自己领地的大型猫科动物，餍足而放松——不再如同之前那样，在平静的表象下绷着拧得过紧了的神经。
孙哲平放下毛巾（毫无疑问，这也是张佳乐留在浴室里的），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他和张佳乐共处了大半日，这位在战火硝烟里穿行数年的年轻记者步调轻快，反应迅速动作敏捷——除了与生俱来的性格使然外，这机警的迅捷里还掺杂了大量对外界环境的过分关注与紧张。
他向张佳乐走去，脚步很轻，但盘腿坐在椅子上的人还是立刻转过了身：“……是你。”
有那么一瞬间，孙哲平觉得这人警惕得就像是在雪地里逃避鹰鹫追捕的兔子。
孙哲平是站着的，所以张佳乐不得不仰起头来看他。年轻的医生只穿了一件堪堪遮蔽重要部位的衣物，线条遒劲的臂膀与胸膛上有未干的水珠顺着肌肉线条飞快地滑落。
这个距离让张佳乐突如其来地感到了一点慌张。他的喉咙不自觉地收紧了，好像无形中有一只不可明说的手正掐紧他的脖子。在他的眼神和呼吸来得及泄露出连他自己都尚未知晓的隐秘之前，孙哲平开口了：“你在写稿件？”
警报解除。张佳乐顺着孙哲平的视线望回来——他的笔记本，忠诚可靠的Thinkpad，正打开在写作软件的界面上。最顶端的“距离死线还有8天”以大号加粗的黑体醒目地闪动着。而在这行黑体字下面，是他正在给路透社所写的稿件的标题。
那些有关爱、自由、平等和宗教的标题如此恰到好处的契合了张佳乐当下混乱的思绪。在他自己写就的字句的映照下，从内心焦土里冒出头来的小小渴望简直无可遁形。但敬业的年轻记者依然把这乱麻般的絮念扔到了一边，打点起精神来回答他所面对的问题：“啊……这是我上个月在黎巴嫩难民营里偶然遇到的一位小朋友。”
>>无言的，颤抖的
故事早在莎士比亚时代就被说完了，后来者们不过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已经逝去的历史。
美军撤离之后，民族主义与极端宗教势力在伊拉克境内日渐抬头。
“我在路透社认识的编辑希望我能去一趟贝鲁特难民营，写一写被伊斯兰国（ISIS）威胁而流亡的伊拉克难民的故事。他是我的采访对象之一。
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的大部分人而言，同性恋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但对于依然视同性恋为疾病的伊拉克人而言，与众不同的性取向很可能会遭致杀身之祸。
“我的受访人在读中学时发现自己是同志。”
迫于社会与宗教的压力，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偷偷接受了心理辅导与荷尔蒙治疗。除了学校里的几个知交密友之外，他没有向任何人坦诚过自己的性取向。
张佳乐调出了电脑里的文件夹，里面有他在贝鲁特难民营所拍摄的照片。高而瘦的卷发男孩神情忧郁地坐在活动板房的一角，不太干净的简易床铺上散落着几本英文教科书。他的手指深深地陷在被褥里，面容上依然带着混合了哀伤与惊慌的茫然。
“接受了五年的治疗，他以为自己已经‘正常’了。然后他去读了大学，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所言，我们无法隐藏贫穷、咳嗽与爱。
长期隐藏自己性取向的少年终于无可救药地为他的好友所吸引。在校园内相对宽容的环境里，冒着被揭发与被唾弃的危险，这孩子迈出了无比勇敢却也再也无可挽回的一步：他向那位朋友递出了写满炽热心意的情书，并欣喜若狂地收到了同样的回应。
在事情开始变质之前，一切都很美好。但他们最终被投靠ISIS的同学所告发：父兄以他的同志身份为耻，弟弟则威胁要将他交给ISIS去处死。他们终于再也无法忍受这心惊肉跳的生活，相约一起逃跑。
在母亲的帮助下，他逃到了黎巴嫩。
“……那他的男朋友呢？”孙哲平没有在那些照片里看见另一个男孩。
他母亲把他偷偷带到城外的车站，他们约好在那里见面。但在约定的那班车开走以后也没见有人前来赴约。在母亲哭泣的恳求下，他终于搭上了下一班前往边境省份的班车。
再后来的故事，是他们共同的朋友通过Facebook告诉了他。就在那天晚上，只比他们约好的时间早几个小时，ISIS的武装人员敲开了那个可怜男孩儿的家门。那些人不由分说地拖走了他的男朋友，连一句最后的告别都没有允许留下。
两个星期以后，他在社交网站上看到ISIS处决同性恋的视频。虽然“犯人”都被蒙住了眼睛，但他一眼就能认出自己曾经吻过的那双嘴唇。隔着国境线与一方窄小的手机屏幕，他全身是血的恋人被冷酷地从三层楼上推了下去，在纷飞的乱石中被夺去了最后一丝呼吸。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短暂的沉默过后，张佳乐简短地做出了总结。
而孙哲平的目光却依然停留在他身上，那仿似有实质般的视线里泄露了太过明显的探询意味，令张佳乐再次有了些许紧张的感觉。
“我为他们感到遗憾。”但最终，孙哲平只说了这么一句。
像是宽慰，又仿佛是为别的什么事情画上一个句点。
这间小公寓里理所当然地没有Wi-Fi，而手机的数据链接也慢得很考验耐心。等孙哲平把明日的行程和各种事情安排妥当，又回了几条国内亲友的微信之后，张佳乐依然盘腿对着他的电脑，似乎一点也没有想要上床睡觉的意思。
“你是准备通宵？”孙哲平放下手机，问那个依然和键盘与文稿难解难分的人。
张佳乐像是完全沉浸在了他自己的世界里，听到这个问题也只是含混不清地应付了两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头来：“我不怎么需要睡觉，”他的眼睛并没有直接看向靠在床头的孙哲平，而是茫然地盯着这间小小卧室的门：“嗯，你先睡好了。”
说完，他又再次陷入了与文稿的奋战之中。
从孙哲平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活方式诚然不太健康。然而他和张佳乐到底也只是萍水相逢一场，还未熟稔到可以指点他人作息的地步。于是他道了声晚安，熄掉了床头的台灯。
次日七点，孙哲平在手机闹钟的铃声中醒来，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临时同居人竟早已起了床。若不是另半张床上有凌乱的睡痕，孙哲平都要怀疑张佳乐是真的一夜未眠。这让他不禁对此人产生了些许钦佩之情：能抵抗温暖床铺诱惑力的人，该是何等意志力坚定如铁的勇士？
他走进盥洗室的，那位意志力坚定的勇士正在刷牙。
这人的嘴里满是雪白的泡沫，睫毛上尚挂着摇摇欲坠的水珠。看到他走进来，用腮帮子发出了一串咕噜咕噜的声音，大概算得上是一声招呼。
“早上好，”张佳乐漱完了口，终于慢悠悠地又补上了一句正式的问候，“你是左撇子？”他让开了盥洗室镜子前的位置，好奇地看着孙哲平用左手拿起了剃须刀。
“不是。”他把剃须刀换到刚往脸上抹完剃须泡沫的右手，抬起来给张佳乐看：“受过伤，拿刀的时候就不太稳。”
在他的右手手腕上，纵向的长条形浅色疤痕蜿蜒如狰狞毒虫，而持握剃须刀的右手果然有着幅度不大的微微抖动。
“对不起。”张佳乐赶紧道歉，直觉告诉他，这其中绝没有什么令人愉快的回忆。
孙哲平通过镜子看了他一眼，“并不是你的错。”他用左手持握剃须刀的动作熟练而流畅，像是已经习惯了很久，“你也知道汽车炸弹是什么样的东西。”
而张佳乐只是沉默着擦掉了脸上的水珠。
当天上午晚些的时候，他们在巴格达机场告别。
昨天连续十场的炸弹袭击令安检人员格外紧张，等他们通过安检口时，前往摩苏尔的航班已经开始登机。“有机会再见！”张佳乐把写有自己手机号和社交网站账号的纸条扔进孙哲平怀里，匆匆告别后就向着登机口飞奔而去。
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另一端的孙哲平，掏出手机来添加了张佳乐的Instagram与Facebook.
那年的圣诞节过去之后，无国界医生在伊拉克的人事部门让孙哲平回去休了个假。
“希望我们没让你错过春节。”人事部门主管是个五十岁出头的干练女性，她亲自来传达这一消息的时候还带着几分歉意：“好好享受你的假期，明年春天见。”
其实孙哲平并不十分热衷于休假，尤其是春节。或者换言之，可能正是因为这会儿是春节，他才觉得休假令人有点无法忍受。平素几乎无有往来的七大姑八大姨纷纷如雨后春笋般从一张又一张的餐桌上冒出了头，问的问题永远无非是今年多大、年收多少、是否有对象及婚娶意愿如何等令人着实不想做答的类型。
偶尔也会有那么几次，不知是酒后吐真言还是有备而来，那些孙哲平根本懒得去记称呼的亲戚会在饭桌上咄咄逼人地如此发问：“中国这么大，你要献爱心，去哪里不好？为什么非要抛下家里的二老跑到全是洋人的地方去献爱心？”
那些或是清醒锐利或是醉意朦胧的眼睛里放射出无理又蛮横的质问：“你崇洋媚外吗？你是不是不爱国？”“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值得你冒着生命危险去给他们干活？”“如果真的那么有爱心，为什么不去乡下支教呢？”“你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跑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去让父母提心吊胆？你的孝顺都上哪儿去了？”
他冷淡地打发掉那些明枪暗箭般的提问，就如同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打断军警无理的盘问。
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能如此简单又清晰地进行衡量的东西。在宽度与广度都极为有限的一生中，没有人能够抓住他们所渴望的一切事物。此或彼，得或失，拿起或是放下，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做出选择。
然而，这并不代表那些被迫放弃的人事物就没有在我们心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孙哲平也同样清楚，谁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理解或尊重自己的选择：会有喋喋不休地诘难他的姑婆爷叔，也会有追着他问东问西并觉得“无国界医生真是太酷了！”的侄子侄女。
这个世界既会冷酷如寒冬的冰雪，也曾温暖如炉中的火炭。
除夕的晚上，孙哲平收到了来自张佳乐的微信语音。除了最简单的“新年快乐”与几句拜年吉语外，背景里还能听见几句阿拉伯语的高声呼喝——不知道这人又跑到伊拉克的哪个角落里去了。
孙哲平回了句同贺。没过一会儿，又挂上手机VPN点开了张佳乐的Instagram。
他显然是和这位停不下脚步的自由撰稿人错开了回国的时间。两个月之前，张佳乐在首都机场的大厅里拍了一张灯火辉煌的圣诞树，配字是“好饿好饿好饿”。在噼里啪啦连续不断地刷了一个多月堪称专业级的美食照片之后，张佳乐Ins的最近更新就停留在了一张北京飞巴格达的候机照片上。
而孙哲平想到的是，他们也许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见了。
这令他在满城的鞭炮与《难忘今宵》的歌声里，感到了一丝不合时宜的怅然。
>>大地鸣恸
“怎么又是你？”
看清眼前这人是谁之后，张佳乐脱口而出。
“我才想说这话。”孙哲平面色不善，直升飞机的螺旋桨搅动山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你是怎么上来的？”
张佳乐的状态并不是很好，他看起来异常憔悴，似乎很久没有睡过觉。干裂起皮的嘴唇上布满新鲜的血痕，整个人还伴随着轻度脱水与中暑的症状。
“不用管我。”他从地上捡起一瓶矿泉水，有些疲惫地向孙哲平他们摆了摆手，“先去看难民那边吧。”
他们脚下堆满了美军的直升机刚空投下来的物资。除了大量的矿泉水外，还有食品与其他生活必需品。但眼下正是骄阳似火的八月，在这片伊拉克西北部地区，日均温度能达到43摄氏度以上。在这荒僻贫瘠的辛贾尔山上，为躲避ISIS屠杀而躲藏至此的雅兹迪人所需要的，远不止是饮水与食物而已。
无国界医生派出的医疗援助小队就是为了帮助这些有家却不可归的难民而来。
张佳乐几乎是跟着雅兹迪人一起逃进辛贾尔山上来的。他以自由记者的身份在伊拉克摸爬滚打许多年，不费多少工夫就能和当地人混得烂熟。眼下他正跟着孙哲平一起走在援助小队与一名雅兹迪酋长身后，小声地用英文向他们补充说明辛贾尔山上的情况。
“不仅仅是药品，”张佳乐说，因为腿上有严重擦伤，他跟随的脚步显得有些吃力。“不管他们是不是想要继续转移，大量的卫生套装与支援工具都是必要的。”
另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外科医生频频摇头，“我们无法在地面上穿越已经被ISIS包围的辛贾尔地区，除非用直升机。但在整个尼尼微省，无国界医生只调得动一辆私人直升机。”他神情严峻地打量着逃难的雅兹迪人在辛贾尔山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栖身之所，“我们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非粮食物资非常宝贵，我们不能像投掷矿泉水和食物一样大量地打包之后扔下来。”孙哲平补充，“但如果他们准备移动，我们可以在他们途径的路上设立人道主义援助中转站，通过这种方式来提供医疗救援与物资补给。”
张佳乐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但并不是个每个雅兹迪人都想要离开。”他说。“会有人要留下来，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他脸上深重的倦意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连那位澳大利亚籍的外科医生都建议他找个地方睡上一觉。
他神情古怪地看了会儿地面。“不要在意我，”张佳乐轻声嘟囔着，“我们还是赶紧去临时营地吧。”
情况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是糟糕得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辛贾尔山上有数万名逃难至此的雅兹迪人。在这场慌乱与绝望的大逃亡里，很多人都有了程度不一的虚脱症状，轻度外伤更是不胜其数——在肮脏又炎热的环境中，部分人出现了严重感染和流脓的状况。“幸好我们来得早，”医护人员们有条不紊地重复着清创、上药、包扎与给药的步骤，“再拖下去，截肢都可能是最好的假设了。”
被枪炮驱逐出自己居住地的雅兹迪人们忍耐着饥饿与恐惧，默默地承受着同胞遭遇屠杀的痛苦与愤怒。年长一些的雅兹迪人沉默地坐一起，身边放着在他们逃离家园时所带出来的那一点点财产。而年幼的孩子们则根本不知道这场迁徙对他们的民族而言意味着什么，依然一边吮吸着手指一边爱娇地靠在母亲的腿上，茫然又新奇地望着周围的一切。
尽管头顶沉重的苦难阴云，人们依然自觉主动地将山上为数不多的阴凉位置让给了有幼子或伤患的家庭。张佳乐安静地坐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任由曝烈的太阳毒辣和干旱地面像蒸笼与铁板似的地烘烤着他。
孙哲平在工作的间隙向他喊了一句当心晒伤。张佳乐从包里掏出一个罐子，摇出了叮铃当啷的声响：一瓶喷雾防晒霜。这人还真是有备而来，低头给那名因伤口感染发炎而高烧的女子三日量的抗生素时，孙哲平微微挑了挑眉。他知道张佳乐身上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但身为无国界医生的职责令他暂时没有闲暇去关照这个还能活蹦乱跳的家伙。
对滞留辛贾尔山上的难民进行了一番大致诊视之后，天色已近擦黑。出于对夜间呼叫直升飞机会引来ISIS偷袭的担心，医疗援助小队决定在辛贾尔山上过夜，并利用这段时间再对几个重症病人的情况进行观察。这就给了孙哲平以充足的时间去把张佳乐抓进简易的医疗帐篷。
这人的外伤并不比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要严重。和那次一样，双氧水棉球一碰到裸露的伤口，张佳乐就龇牙咧嘴地喊起了疼，只不过缺了上回那般的充沛精力。辛贾尔山上多岩石与低矮灌木，这条勾破了牛仔裤且长而浅的伤口，孙哲平看了一眼就大致能猜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整个辛贾尔地区都被ISIS包围了，”他给张佳乐的伤口绑上绷带，扣好搭扣，问：“你究竟从哪个方向摸上来的？”孙哲平知道这些战地记者从来不是会呆在酒店里等候“官方消息”的人，但也没想到张佳乐竟然会孤身深入ISIS的实际控制区里来。
所有人都知道ISIS屠杀雅兹迪人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分歧。而张佳乐，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无神论自由撰稿人，在ISIS眼中和雅兹迪人并无二致——同是不信仰真主安拉的“卡菲尔”，他所面临的威胁并不比遭遇种族屠杀的雅兹迪人要来得小。
而张佳乐似乎并不以为意。他闭着眼睛，神情倦怠却又毫无睡意：“ISIS占领了摩苏尔，”他语调冷静而疲倦地陈述着两个月前的那场突变，“我当时在城外，得到线人报告的第一时间就离开了摩苏尔地区。”
大部分记者都往更为安全库尔德武装占领区或是基尔库克省去了，而张佳乐则逆着人潮迁徙的趋势，只身深入了尼尼微地区。
“我知道ISIS想占领尼尼微，所以我要亲眼看看他们到底将做些什么。”
8月3日上午，ISIS攻陷了辛贾尔城，驻守该地区的250名库尔德武装士兵因寡不敌众而选择撤离。面对辛贾尔地区手无寸铁的雅兹迪人，ISIS对他们展开了泯灭人性的种族屠杀。
张佳乐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8月3日下午，他当时就在距离辛贾尔城仅十数公里的沃尔迪耶。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逃走，而是悄悄地潜入了辛贾尔城附近，在远远地看见库尔德武装再度返回辛贾尔地区与ISIS大部队开始交火后，他立刻飞快地冲进了被血洗一空的辛贾尔城。
“我拍了照片，在出来的路上遇到了屠杀的幸存者。我和他们交谈，然后跟着难民的大部队上了山。”他说得如此简略，仿佛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跳下的是一趟地狱直达特快专线列车。
不需要手电，孙哲平也能看清这人眼球里密布的红色血丝。他拆了一支小包装的眼药水递给张佳乐，绷紧的脸部线条里都写满了不赞同：“你这是在玩命。”
“战地记者不能远离战场，”张佳乐笨拙地掰弄着那只小小的塑料管，他太困了，手上的动作都变得缓慢迟钝起来：“而且这是我的工作。”
使命感，张佳乐说。而对这一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词汇，孙哲平感同身受。
他毫不怀疑，即使这份事业是涂了蜜的淬毒匕首，眼前这人也依然会张开双手将其拥吻。
他们——无论是张佳乐还是孙哲平，或是其他奔走于此的记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们——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片战火纷飞的焦土上来，是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工作价值。
“……我不能扭过头去，背对他们。”张佳乐闭着眼睛，一些溢出的透明药水正顺着他微微颤动的睫毛，从脸颊上滑落下来，仿佛无言而沉默的泪水：“当暴行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就发生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不能假装自己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医疗援助小队的晚餐和雅兹迪难民们一样，都是美军空投下来的罐头食品。孙哲平正开着手里的罐头，靠墙闭目养神中的张佳乐听到声音，像好奇的猫一样凑了过来，自他身后探出了脑袋：“……噫。”
这人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我讨厌罐装午餐肉。”
“……你还挑食？”
在这穷山恶水之地还敢挑食的人，自然有挑食的资本。“来自祖国的物资补给，”张佳乐从包里摸出一块真空压缩的饼干，“在‘吃’这件事上，我国人民有伟大的智慧。”
孙哲平把那方砖似的真空压缩包装翻了个面儿，“解放军的09压缩干粮？神通广大啊张佳乐同志。”
“感谢伟大的淘宝嘛，”张佳乐就着矿泉水咬了一口饼干，“从方方面面惠及海内外同胞。”
都成这样了还能耍贫，孙哲平想着要不干脆直接把这人打晕拉倒：“你几天没睡了？”
张佳乐眨了眨眼睛，茫然回想了一下：“……两三天？”冷不丁对上孙哲平的眼神，他又不自觉缩起了脖子，欲盖弥彰地补充了一句：“我中间也有断断续续地睡过几个钟头啦。”
扔了一瓶矿泉水给他，孙哲平又伸手往他手里倒了两粒药片，语气不善：“真是令人惊叹的顽强生命力。”
靠做媒体行业吃饭的张佳乐当然不会傻到以为这是在夸他。但他既没力气也没立场反驳，只好收回了自己的手，盯着那两粒药看了看：“什么药？”
“消炎药。”可能是孙哲平冷冰冰的语气实在太有威慑力，张佳乐的大脑还没转过弯来，人却已经乖乖地把药片给和水吞了下去。
久违的睡意很快就如沙滩上的温柔潮汐般淹没了他。
张佳乐的意识甚至都来不及挣扎，就坠入了深沉而无梦的睡眠里。
而他的手指却还依然紧紧地扣在装了相机与笔记本电脑的背包带子上。
>>秘密
“我靠那是你大爷的消炎药啊孙哲平！”
等张佳乐再次睁开眼睛，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三点。他愣了两秒，立刻就明白了昨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正给几个雅兹迪老人分装急救药物的孙哲平回头看了他一眼，“恢复得很快嘛。”
张佳乐气急，“你他妈——”他突然又顿住了，“你就不能——”
“如果我跟你说那是安眠药你还会吃吗？”孙哲平一边给分装药片的纸袋写标签，一边问。
“当然不会。”张佳乐条件反射般地回答。
而孙哲平正用了然的眼神看着他。
“……你都知道了。”
像是过了有宇宙诞生那么长的时间，张佳乐终于喃喃开口。
果然。在内心深处的角落中，年轻的战地记者疲惫地告诉自己，他是医生，而自己已经暴露了太多：软弱与痛苦都像是从内部开始溃烂的不治之症，最终一定会侵蚀到皮肤的表层，留下清晰可辨的伤痕。
而孙哲平并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你的失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的语气平静，好像这就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问诊。
张佳乐不自觉地抱紧了手臂，像是在隐隐约约地防范什么：“去年。”
准确来说是在去年的春天，再次遇到孙哲平的八个月之前。但张佳乐并不觉得自己有必要讲述得如此详细。
察觉到这人再明显不过的抗拒情绪，孙哲平没有再多做问询。失眠、噩梦和过度警觉——所有细节的碎片拼凑在一起，形成了那通向唯一谜底的脉络。
孙哲平并没有直接面对过交火的战场，但他也的确多次面对过鲜血淋漓的死亡。他经历过爆炸的汽车炸弹，亲眼目睹医院建筑的另一侧被火炮集中，还有更多血肉模糊的伤员在急救室里渐渐地停止呼吸。
“畏惧死亡并不可耻。”他说。
而张佳乐剧烈地抽了口气，就像是被人紧摁着胸膛，挤出了肺里的所有空气。
现在都已经是2014年了，张佳乐当然不会不知道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多次近距离地直面死亡并为其所威胁，难以避免地会给战地记者带来心理创伤：在成为记者之前，他们首先是人类，而死亡带来的恐惧与哀痛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共同情感。
这是战争留在张佳乐身上的印记。与死亡擦肩而过所遗留的惊悸是战争施加给每一个幸存者的伤痕。
但心理创伤——无论是PTSD还是其他——都远比肉体上的伤痕更难以治愈。人脑的高度复杂决定了心理创伤绝非是种“想开些”就能一挥而去负面情绪。它是出了错的自我保护机制，是深渊凝视的梦魇，是无数次重复着破碎与流血的心。
在自己所经历的战场记忆、后怕回想及种种噩梦里，他觉得自己的软弱正被追逐得无处躲藏，而痛苦的话语却无处倾吐。张佳乐知道，没有经历过这些的朋友会告诉他，“没事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只有与他有过相同回忆的人才能明白，曾经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他们，这一切都没有、也再也不会“过去”了。
而现在孙哲平在他眼前。可他那依然在做拼死抵抗的自尊与微弱燃烧的小小渴望，都并没有做好与人分享伤痛的准备。
于是张佳乐只好万分生硬但又无比坚决地扯开了话题：“你们还没有离开？”
但他并没有料到自己会得到“其他人已经离开了”的回答。
“……到底谁更疯。”张佳乐简直是不可置信地瞪着孙哲平，“你就这么留下来了？！”
“病人上了年纪，抵抗力很弱，昨晚情况的恶化证明如果不尽快接受手术的话，很快就会死在这里。”孙哲平把分装好的药物分发给前来领取的人：“直升飞机上空间有限，要带病人走就要留人在这里。”他当然不可能去和自己病人抢这一个位置，在辛贾尔山上多留一晚等到直升机明日再来，对孙哲平而言并不是问题。
张佳乐明白他其实说得在理，但还是忍不住要嘀咕：“那为什么留下来的是你？”
“为什么留下来的不能是我？”孙哲平有些奇怪地看着这个人，“这对你来说很成问题？”
当然不是这样。张佳乐嘀嘀咕咕地念叨了一些什么，自暴自弃地坐在了地上。
医疗援助小队有三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有有留下的可能。而在这1/3的几率里，偏偏就是孙哲平。这让张佳乐忍不住就想要怀有别样的期待。
然而理智冷酷地提醒他，这种想法实在可称得上是自作多情。
“你之后要往哪里去？”孙哲平突然问他。
长期呆在辛贾尔山上自然绝非长久之计，因为山上可容人之处毕竟有限，而这几天依然源源不断的雅兹迪人逃亡至此。大部分难民已经开始准备从辛贾尔山的北面下山，向北抵达国境线，再沿着东北方向一路逃亡进入叙利亚境内，再经由叙利亚折返至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的控制区。但正如张佳乐所说，也有很多雅兹迪人并不愿意就此离去。辛贾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雅兹迪人的家乡，他们寡言而坚决地表示自己绝不会离开辛贾尔地区。
“他们杀死了我们的父兄，掠走我们的孩子，奸淫我们的姐妹，”一位坚持留在辛贾尔山的年轻雅兹迪人如此说道，“如果他们打上山来，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和他们同归于尽。”
当然，对于张佳乐来说事情又是另外的面貌了。他的第一要务是将有关ISIS在辛贾尔地区针对雅兹迪人进行种族屠杀的照片与报道发送出去，和难民一起进入叙利亚境内也姑且可算做是权宜之计的一种。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出自己的打算，躁动人声就一齐夺去了他俩的注意力。
腹部凸起已经明显得无法掩盖的年轻女性平躺在树荫下小声哭泣，年长些的雅兹迪女性们焦虑地围着她打转。“她是要生了吗？”张佳乐大惊失色。
之前谁也没有见过这位身怀六甲的雅兹迪姑娘，估计是这两天才逃进辛贾尔山上来的。周围的雅兹迪妇女们告诉他们，她的丈夫被ISIS杀死了，她是被邻居拖着逃跑的。这姑娘痛得发抖，呜咽啼哭的模样令她周遭那些尚未开始向北逃离的雅兹迪人们怜悯不已。
孙哲平并不是妇产科医生，而八月的辛贾尔山上环境恶劣艰苦，无论是对孕妇还是尚未出世的婴儿而言，都不吝是一场严酷的生存考验。他迅速接通了无国界医生在基尔库克分部的电话，对面却抢先知会了他一个灾难性的消息：直升机在飞经ISIS控制区上空时遭遇击坠。
“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伤亡的情况。”无国界医生在当地雇佣的办事员用不太流畅的英文磕磕绊绊地告诉他，“为确保安全起见，希望你呆在原地，我们将尽快争取下一批的救援。”
而帮不上什么忙的张佳乐既不能去偷听人家的电话，也不会好靠近孕中的产妇（伊拉克保守民风他可是见识过的），只能拿着相机在太阳底下四处乱转。他的镜头扫过树荫下的孙哲平时，那人正一边与远在基尔库克的妇产科医生对话，一边问诊孕妇。瞄见孙哲平脸上严峻的神色时，张佳乐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必须得尽快带她去有妇产科医院的地方，她最多还有半个月就要分娩。”孙哲平简短地陈述了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一锤定音式地做出了决定。“你要一起来吗？”
张佳乐看了看此刻的天色，又在心里回忆了一遍地图：“附近还在运作的医院最近也得在代胡克省境内。”那就进入了库尔德人的控制区，从整体方向上而言也与雅兹迪难民撤离的方向是相同的。“这段路程有至少六十公里，我们没有可以搭载的交通工具，要怎么带她前往代胡克省？”
“和那些有车的家庭挤一挤。”孙哲平说。
话虽如此，但滞留在辛贾尔山上的数万雅兹迪人中，拥有汽车的家庭仍然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难民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来逃亡，救出那位年轻孕妇的雅兹迪家庭也是这浩浩荡荡的徒步大军中的一员。
可拥有汽车的家庭则恨不得能把全部家当拖着跑。生活不易，在这番背井离乡的颠沛流离中想尽可能多地带走财产，也是人之常情。幸而张佳乐多年战地记者生涯培养出的死缠烂打技巧再次发挥了作用，有一户开卡车带着五口人逃难的人家，愿意让他们挤上来搭个便车。
“我的妹妹也怀孕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年轻的父亲发动了引擎，无不伤感地对张佳乐说：“如果她也同在逃难的路上，我希望她也能遇上你们这样的人。
“愿孔雀天使保佑她。”
>>我们终将死去，但是……
卡车顺着颠簸崎岖的小路自西北方向下了辛贾尔山时，太阳已有西沉之势。不知转了几手的小皮卡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慢慢腾腾地向前行进，活像是只在道路上爬行的铁皮乌龟。
这家的女主人生过两个孩子，她把那年轻孕妇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轻声安慰这年轻的姑娘。她的孩子们则紧紧地靠在爷爷的怀里，用羞怯的目光打量着车上的那几位陌生人。
和其他人家一样，这皮卡的车厢里装满了各类家什。张佳乐的脑袋后面顶着个小小的柜子，脚边还有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木箱。他并不好奇那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只觉得偶尔磕到脑袋的时候真的是很痛。
孙哲平一边密切关注着那怀着身孕的姑娘的情况，一边用中文向张佳乐扔了个问句：“他们刚才跟你说的孔雀天使是什么？”
“雅兹迪人相信孔雀天使代替上帝领导人类。”张佳乐觉得自己脑袋总是撞上身后柜子的部分可能已经肿了，说话的时候不由带上了一点嘶嘶的气音：“在雅兹迪教派的传说里，上帝以尘土造出亚当，并要求众天使向亚当跪拜。然而孔雀天使以‘我是以神的荣耀所造，而亚当是以尘土所造’为由拒绝。上帝因此而对孔雀天使称赞不已，令孔雀天使为其余诸天使之首。”他停顿了一会儿，“也正是因为孔雀天使拒绝跪拜亚当的传说与撒旦的传说相似，所以雅兹迪人一直被视为‘魔鬼的信徒’。”
而这种对旁观者而言只是神话故事在细节上的微末差异，却正是他们在历史上遭遇多次种族屠杀的主要原因。
“历史学家认为雅兹迪人是亚述人的后代。”张佳乐揉着自己的后脑勺，他真觉得挺疼的，所以努力地试着转移注意力：“而亚述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雅兹迪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应该也算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遗腹子之一。”
他们脚下这片名为尼尼微的土地承载了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光辉岁月。它不仅孕育了灿烂而壮丽的文明，还为保存其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作出了不朽贡献——刻写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泥板，正是从亚述国王巴尼拔那座被称为“尼尼微图书馆”的遗迹中出土的。在对早已断代了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这些泥板上所书写内容的珍贵性自是不言而喻。
然而，往昔的辉煌在长年累月的战争里，终成了一场在硝烟中消散无影的故梦。这片曾经也做世界的中心的土地上，再也没有英雄的国王为他们建立起足以抵抗外敌的城墙了，也没有神造的泥人站在城门上捍卫他挚友的国了。只有疲惫与惊惶的人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在绝望中行进着他们流离失所的逃亡之路。
这样的联想令张佳乐有些伤感。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隐隐作痛的脑袋后面被垫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冰袋，冰袋下面压着的是孙哲平的手。
怀有身孕的姑娘的痛感并不规律，还没有破羊水，也还未到预产期。在突发性的几阵剧痛终于消退下去之后，她枕着年长雅兹迪女性的腿，陷入了疲倦的昏睡。这让孙哲平和张佳乐都稍稍松了口气。
低垂夜色中，与国境线只有百米之遥的窄小公路蜿蜒成一条细细的线。这条路几乎就是贴着东北走向的国境线向前延伸。只要一路往前开，他们也许会遇到同意他们入境叙利亚的下一个国境关卡，也许会就这么一直开进代胡克省。
无论哪种都意味着迎来了短暂的安全与休憩。只要他们沿着这条路线一直向前。
尼尼微省大部分地区都已被ISIS攻陷，唯有北部与代胡克接壤的地区，因驻守代胡克省的库尔德武装的强硬抵抗而暂时未能为ISIS所拿下。而这块窄小的走廊状区域，也成了雅兹迪人逃离家园的主要通道。
可对于习惯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的中国人民而言，伊拉克只可谓是弹丸之地。他们现在与被ISIS血洗过的辛贾尔地区的距离，着实不比从上海虹桥到上海浦东要来得远。
张佳乐知道，在这样的缓冲地带上，变故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瞬间。但他并没有说出这样的事实。无论是逃难的雅兹迪人还是他和孙哲平，倘若真的面临全副武装的暴徒，除了束手就擒外也别无他法。
而今夜的星辰依旧璀璨，尚未被泛滥的霓虹灯所污染的夜空里，点点星光正如镭射灯下于黑色丝绒上肆意挥洒钻石碎屑，不知人间疾苦地兀自闪烁着。
他稍稍偏过头就能看见孙哲平拿着冰袋垫在他脑后的右手。那条疤痕鲜明而扭曲，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究竟是怎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
“你会觉得害怕吗？”张佳乐问。
话一出口他就觉得自己的问题实在是过于突兀。可在内心深处他又觉得，其实就这个话题，他们早已做过了足够多的铺垫。
你会觉得害怕吗，在死亡逼近的瞬间？当炸弹在咫尺之遥的身后被引爆。当你的夜里行过充满未知与变数的荒原。你是否曾经被恐惧压倒，为噩梦里反复出现的片段而惊惧得不能动弹？在付出了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之后，你是否依然感到无能为力的孤独与无助？你是否质疑过自己已经做出的决定，并因为他人的死亡而对自己的生命而感到羞耻？
“我会。”直率而坦然地，孙哲平回答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乐于与他人提起自己的恐惧，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就真的无所畏惧。无国界医生的工作在有些时刻充满了绝望：条件的艰苦简陋，资源的有限甚至于是短缺，战乱局势变化莫测又永不停歇。医护人员尽了全部的努力，却依然只能眼睁睁地目送着病人迈向死亡——而他们同时又明确地知道，如果是在发达地区的医院里，这是完全可以被救活的病例。
在右手不能握手术刀之前，孙哲平语气平淡地说，他曾经是外科医生。那次在基尔库克街头的伤员抢救行动中，他们牺牲了两名同事，而他自己则永远地告别了手术台。
再伟大的豪情壮志也会被日复一日的困挫艰厄所消磨。
没有谁能去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过。因为它的确发生了，而且留下的影响也已经永远无法消退。
也没有谁能干净利落地就此抛弃过去，随手翻开下一页的崭新人生。
而生活是脚步叠着脚步，疤痕叠着疤痕，与沉没时刻的向上一跃。
他说：如果你可以去救别人，那也可以救自己。
“有时候，”在一段长长的沉默过后，张佳乐终于开口。“我会遇到那些认为战地记者也是战争贩子的人。”
相机的镜头令张佳乐得以近距离地直击他人的苦难：他曾看到濒死者倒在地上的抽搐，也曾亲眼目睹战争孤儿在垃圾与瓦砾中翻找着用以果腹的食物。他看见亲吻家人照片的年轻士兵，也看见被军人虐打的老年俘虏。他眼见着RPG火箭弹在头顶滑着弧线飞过，也曾和子弹堪堪擦身而过。
他与死亡如影随形，也必然生活在那不详羽翼的笼罩里。白日的肾上腺素褪去，冲击性的画面却依然会在闭上眼睛后反复重播。当情感一次次遭受沉重的捶打与挤压，行将就木的疲惫亦终将浮上水面。
“但我的工作并不是坐在那里期待着他们的死亡。我的工作是揭露战争的真相。”
张佳乐是在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进入的辛贾尔城。
一路上都有形单影只的尸体。男人，女人，儿童，谁也没有得到刽子手群体的分毫怜悯。仅仅是粗略地扫一眼，就能辨认出这些人们生前曾遭遇过的多种虐杀方式。他们中的有些头部被乱石砸烂，分辨不出完整的面貌。而其他人则或是肢体破碎，或是带着早已干涸的弹孔血痕。
炎热天气使尸体散发出的腐败气息令食腐虫类蜂拥而至。自保的本能让张佳乐不记得他到底看见了怎样的情景，也拒绝再次查看自己所拍下的照片。强烈的恶心与恐惧迎面击中了他，像是一颗在高速飞行中猛得击中他脑袋的实心高尔夫球。
哪怕事隔十数年之后，这天依然被张佳乐视为他离“人间地狱”一词最为接近的日子。
“真相永远不会来得太迟。但它最好能在更多错误被犯下之前，来得稍微及时一些。”
可同为人类，他要如何才能不为他人所遭受的苦难而动容？所有发生在他镜头下的痛苦，最终都会在一个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成为伤害他自己的梦魇。
张佳乐明白，自己眼下的状态正仿佛伸手握住了火山的岩浆，而他曾以为自己将注定与这汹涌的液体火焰一起，在未来某日化为永恒的灰烬。
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我们都曾为痛苦所击倒。苦与痛比人类的意志力更有力量，它们压垮我们，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这绝不是终结。
>>前往无限宽广的明天
短短几十公里的路途，在卡车颠簸而缓慢的行进速度与焦虑难安的情绪中，显得有如横穿欧亚大陆般漫长。张佳乐一边谨慎地斟酌着自己的话语，一边在心里感到惊奇。
掰指算来，他与孙哲平相识也并没有多久。认识三年，总计见面三次，频率稳定堪比春节联欢晚会——虽然他自己向来只有挂彩没有彩排。张佳乐的确很擅长三分钟之内和人混熟（对象也不一定就非得是人不可，猫猫狗狗之类对张佳乐而言也不成问题），却从未轻率地与人交心。尽管常被人说长了一张看起来不像是成年了的脸，他也并不真像看起来那样年轻而幼稚。
而孙哲平却给他一种仿佛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而且还会继续这样下去很多年的错觉。这人会冷不丁地给自己七个月前发的Ins点个赞，那天张佳乐盯着大盘鸡的特写思考了一个下午，也没能明白此人单单给这张照片点个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如果说第二次见面时他们隐晦而短暂各自提起自己的创痛，多少带着些“下次未必会再相见”的心思的话，那这次的彼此坦诚可真是毫无理智可言。可这事儿发生的十分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就和孙哲平这个人一样。
张佳乐仔细地在脑子里把自己的理智全部梳理了一遍，试图为交浅言深的合理性找出一星半点的证据。最终还是以放弃告终，换了个更为实际的问题：“呃，你手酸吗？”
孙哲平用明显写着“你被撞傻了吧”的眼神看他：“你现在才想起来，是不是有点晚？”
您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张佳乐磨了磨牙：“要不给您揉揉？”
“不用了。救死扶伤，份内之事。”孙哲平把冰袋扔给他，自己动手搓了搓胳膊，问：“你的头还疼？”
痛感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但被撞着的地方血管一跳一跳的感觉倒还非常鲜明，就像张佳乐胸腔里那颗不甚安分的心脏：“嗯。”
孙哲平的扒拉过他的脑袋，用迷你手电照了照：“可能有血块。”
而脑袋的主人的注意力却全部都放在了孙哲平的手上。那人的手指穿过他的头发（张佳乐在这一瞬间还冷不丁思量了下自己到底几天没洗澡洗头了，转念想到孙哲平其实和自己差不多境遇，谁也没立场嫌弃谁，又安下了心），无意间碰到耳朵与脸的时候，就像是在干草堆上落下了几颗迸裂的火星。
张佳乐狼狈又仓皇地把自己的头从孙哲平的手里拔了出来：“哎，她好像醒了。”
那个怀孕的姑娘再次发出了轻微的呻吟。连日的逃亡生活令她疲惫又害怕，总怀疑自己并不能保护住肚子里的孩子。这个从来没有过生产经验的姑娘一遍又一遍地小声询问孙哲平与年长的雅兹迪妇女，我要流产了吗，我的孩子会死吗，我们会死吗？
她的凄惶令张佳乐恻然。夜色中他看着她艰难地挺着鼓起的腹部，被汗水浸湿的凌乱长发披散眼前。他想要拿起相机，最终却又还是放下了。
就在此时，张佳乐瞄见前方的路牌。
他们终于平安地进入了代胡克省境内。
库尔德武装已在代胡克与尼尼微的交界处设立了难民中转营地，让逃难至此的雅兹迪人和其他为ISIS所驱逐的难民在这里休整过后，再度转移向库尔德控制区的其他城市。孙哲平把那位年轻产妇送去了当地的医院，回来便在中转营地的门口看见了坐在地上的张佳乐。
“除了驾驶员外，其他人都确定生还。”孙哲平说的是那架坠毁的直升飞机。
张佳乐点点头，“管理员说，根据这几天的报告，已经有十多个难民死在了路上。”
在高温下徒步逃亡并非易事，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他俩和那位姑娘一样幸运。随着大批难民的持续转移，这个数字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于是他们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你之后要往哪里去？”孙哲平问他。
张佳乐意识到这已经是孙哲平第二次问他这个问题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安全区，他有点慌乱地想，对于这个问题，孙哲平还期待着怎样的回答呢？
“我身上有钱，明天搭车去埃尔比勒。”那是代胡克省的省会城市，也是库尔德武装的主要据点——就眼下而言，可谓是伊拉克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把稿子发掉，也许再在城里转转。”被ISIS占领的摩苏尔已经不能回去了，不过幸好他的全部家当：两台相机与两台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话与充电器，以及其他零碎的小东西，全部都在他自己身后的背包里。
孙哲平递给他一瓶药——这回是正儿八经贴着标签还未拆封的安眠药了：“如果你决定去看心理医生，来基尔库克找无国界医生的诊所。”
“那我也可以去找你吗？”
张佳乐随手把药瓶塞进了包里，抬起头来语速飞快地问道。
他们四下无人，只有远处的帐篷里能听见喧哗的人声。张佳乐有种感觉，如果错过了这次，自己就未必会再有机会和勇气再度将心迹吐露。
爱之一字太过沉重，他有点紧张，不确定是否应该如此轻易地诉诸于口。但胸腔里滚烫的字句最终还是冲破了瞻前顾后的犹疑之栏，简练又干脆地，将那不再是秘密的心思袒露人前：
“我喜欢你。”
而孙哲平深深地看着他。
——仿佛在这幕天席地的星夜之下，在亿万颗星子的注视中，他们透过彼此的眼神与瞳孔，就能望见另一颗同样赤裸而炽热的灵魂。
“而我认为，”孙哲平说，“我爱你。”
>>长日尽处，我来到你面前。
>>你将看到我的伤疤，知道我曾受伤，也曾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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